2018年4月24日

《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第四章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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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芮貝卡.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


本書封面,由衛城提供


海拉的誕生(The Birth of HeLa

二十一歲的庫碧賽克(Mary Kubicek)是蓋伊的實驗室助理,她坐在代替休息桌的細胞培養檯邊,吃著鮪魚沙拉三明治。她和蓋伊實驗室的其他女性一樣,整天待在這個長條石製實驗檯前,不曉得耗費了多少時間。她們都戴著粗黑鏡框、鏡片很厚的貓眼形眼鏡,款式幾乎一模一樣,頭髮一律往後紮成髮髻。蓋伊的妻子瑪格莉特也是如此。

這個房間乍看很像工業用廚房,加侖大小的錫咖啡罐裝滿了用具與玻璃器皿,桌上擺著奶精粉、糖、湯匙和汽水瓶;大型金屬冷凍庫占了一整面牆,還有蓋伊親手製作的石材大水槽,石頭還是他去附近採石場搬來的。然而茶壺旁邊是本生燈,冷凍庫裡擺的都是血液、胎盤、腫瘤樣本和死老鼠(加上蓋伊二十多年前獵到的一隻野鴨,因為鴨子太大,裝不進他家的冰箱)。另一面牆邊擺放許多籠子,裡面滿是尖叫的兔子、大鼠和天竺鼠。蓋伊也在庫碧賽克享用午餐的桌子側面搭了幾個架子,架上的籠子裡全是長滿腫瘤的小鼠。庫碧賽克總是一邊吃飯一邊端詳老鼠,蓋伊拿著海莉耶塔的組織切片走進實驗室時,她正在做這兩件事。

「我拿了一個新樣本,會放在妳座位上。」他對庫碧賽克說。

庫碧賽克假裝沒聽見。「別又來了,」她嘴裡嚼著三明治這麼想,「等我吃完再說吧。」

但她知道不能等,細胞放進培養皿的時間愈長,死亡的機率就會漸增。可是,她實在做膩細胞培養了,不想再像切掉牛排的軟骨一樣,小心翼翼切除死掉的組織;更不想折騰好幾小時,結果細胞還是一命嗚呼。

「何苦呢?」她心想。

蓋伊僱用庫碧賽克是看上她的巧手。庫碧賽克才剛從大學拿到生理學學位,指導教授就送她來面試。蓋伊要她從桌上拿起筆,寫幾個句子。又說,現在拿起那把刀,切這張紙,轉動這支吸量管。

幾個月後,庫碧賽克終於恍然大悟,蓋伊當時是在觀察她的手,測試靈巧程度和力氣,看她能不能長時間進行精細的切割、刮擦、鑷取與吸量。

後來,幾乎所有的組織樣本都由庫碧賽克處理。然而截至海莉耶塔到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求診為止,從泰林德的病人身上取得的樣本都沒有存活下來。

當時的細胞培養技術遇到許多困難。首先,沒有人曉得細胞到底需要哪些養分才能存活,以及如何供應養分最有效果。多年來,許多研究者努力研發最佳的培養液(也就是餵養細胞的液體),卻始終毫無進展,蓋伊夫婦也不例外。他們不停添加或減少培養液的成分,想得到完美的平衡,因此配方一直在變,弄起來卻老是像「巫婆湯」,例如雞的血漿、牛胚胎熬成的濃湯、特別的鹽類、人類的臍帶血等。蓋伊甚至在他實驗室的窗戶繫了一個鈴鐺,牽一條繩子橫過中庭,連接到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產房;只要嬰兒出生,護士就會拉繩搖動鈴鐺,叫瑪格莉特和庫碧賽克跑去收集臍帶血。

其他成分就沒這麼容易取得了。蓋伊每週至少造訪一次附近的屠宰場,收集雞血和牛胚胎。他會開著生鏽的老雪佛蘭去,老車的左擋泥板刮過路面還會噴出火花。屠宰場是一棟破舊的木造建築,地板鋪滿鋸木屑,牆壁有很多大洞。天還沒亮,蓋伊伸手到籠裡抓了一隻尖叫的雞,攫住牠的雙腳翻轉過來,拖到砧板上。他一手壓住雞腳,用手肘將雞脖子固定在砧板上,另一手將酒精噴在雞的胸膛,再用針筒刺入雞的心臟抽血。抽完之後,蓋伊會把雞扶起來,對牠說:「抱歉了,兄弟。」然後放牠回籠裡。偶爾有雞因為壓力太大而猝死,他就帶回家讓瑪格莉特做成炸雞當晚餐。

蓋伊的抽雞血技術就和實驗室的許多程序一樣,都是瑪格莉特的發明。她先研究好所有步驟,將蓋伊教會,然後寫下詳細的過程,讓其他研究人員學習。

完美的培養液還在實驗、尋找,但培養細胞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汙染。細菌和許多微生物可能經由沒洗乾淨的手、人的呼吸或浮塵侵入培養皿,讓細胞死亡。不過瑪格莉特是外科護士出身,因此殺菌消毒是她的專長,這是確保手術房病人不受感染而致命的關鍵。日後許多人都表示,要是沒有瑪格莉特的外科訓練,蓋伊的實驗室根本無法培養細胞。培養細胞的人通常是生物學家,對預防汙染一無所知,蓋伊就是這樣。

蓋伊對於汙染的知識全都來自瑪格莉特,而每一位加入實驗室的技術員、研究生和科學家,都由她親自傳授一次。她僱用一位當地女性,名叫米妮(Minnie),在實驗室裡只做一件事,就是清洗玻璃器具,而且只准米妮用金沙雙子肥皂(Gold Dust Twins sopa)清洗。瑪格莉特對這種肥皂非常執著,一聽說工廠可能歇業,立刻叫人買下一整貨車的肥皂。

瑪格莉特整天環抱雙臂在實驗室巡視,站在米妮背後監督,個頭高出米妮將近三十公分。瑪格莉特就算面帶微笑也不會有人看見,因為她總是戴著口罩。她會檢查所有玻璃器具,確定沒有髒點和汙垢,一旦發現有地方不乾淨就會大吼:「米妮!」嚇得庫碧賽克直打哆嗦。

庫碧賽克嚴格遵守瑪格莉特的消毒程序,免得被她痛罵。吃完午餐,庫碧賽克先穿上乾淨的白袍、手術帽與口罩,接著才走回她的座位,準備處理海莉耶塔的樣本;蓋伊在實驗室的正中央親手建了四間氣密室,庫碧賽克的座位是其中一間。氣密室很小,只有一點五公尺見方,房門像冷凍庫門一樣可以密封,防止空氣滲入造成汙染。庫碧賽克打開消毒殺菌系統,站在外頭看著她的氣密室充滿熱蒸氣,殺死可能危害細胞的物質。蒸氣消退之後,她走進氣密室,將門關好,接著用水清洗水泥地板,用酒精擦洗工作檯。通入的空氣會先經過濾淨,再從天花板的通風口送入。氣密室除菌完成,庫碧賽克便點燃本生燈,用火焰消毒試管和解剖刀。刀子是舊的,因為蓋伊的實驗室經費有限,無法每換一個樣本就用一把新刀。

所有程序都做完了,她才拿起海莉耶塔的子宮頸切片,接著一手鑷子、一手解剖刀,將組織仔細切割成一公釐見方的小片,每一片用一支吸量管吸起,再逐一放入試管底部的雞血凝塊上。這樣的試管總共有數十支。接著,她滴入幾滴培養液淹過凝塊,用橡膠塞子封住管口,再替每支試管貼上標籤。庫碧賽克通常用相同的方法為細胞命名,即取患者名和姓的頭兩個字母拼成一個字。

病人的名字是海莉耶塔.拉克斯,因此她在每支試管的側面用黑色大字寫下「HeLa」(海拉),之後將試管放進培養室裡。不用說,培養室也和實驗室的其他空間一樣,都是蓋伊建造的,靠的是雙手和廢物場撿來的垃圾。蓋伊從小就喜歡東拼西湊,算是他的特殊本事。

蓋伊於一八九九年生在匹茲堡市,他在附近山丘上長大,山下是一座鋼鐵廠,煙囪噴出的煤渣總是讓午後天空灰灰沉沉,也讓他家的小白屋外表像是被火燒過一樣。他的母親種了一片菜園,家中所有食物都來自她的收成。蓋伊小時候在家後頭挖了一座小煤坑,每天早上拿著鋤頭鑽進潮溼的坑道挖幾桶煤,讓家人和鄰居能夠取暖,讓鍋爐能夠生火煮飯。

蓋伊靠著做木工和泥水匠,一路念完匹茲堡大學,取得生物學學位。他幾乎什麼東西都能用便宜或免費的材料做出來。就讀醫學院第二年,他把延時攝影機(time-lapse camera)接上顯微鏡,錄下活細胞的影像。這部機器簡直像「科學怪人」,用不知道哪裡找來的顯微鏡零件、透鏡、十六厘米攝影機,加上從廢物場挖來的廢五金和舊馬達拼湊而成。他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地基炸出一個洞,位於停屍間的正下方,把整個儀器的基座埋在地下,周圍用軟木塞做了一圈厚牆,隔開市區電車經過時造成的震動。夜裡,他派一名立陶宛籍的助理睡在旁邊的行軍床上,留意攝影機的規律滴答聲,確保整夜穩定運轉,並且每個小時醒來重新對焦一次。藉由這部攝影機,蓋伊和他的指導老師路易斯(Warren Lewis)拍下細胞的生長過程;生長速度慢得像花開一樣,光憑肉眼完全無法辨別,他們以高速播放影片,讓影像一氣呵成,就像快速翻書呈現出動畫一般,觀察細胞分裂的過程。

蓋伊花了八年才讀完醫學院,因為他經常休學到工地打工,賺取來年的學費。畢業後,他和瑪格莉特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的警衛區蓋了第一間實驗室。兩人花了幾個星期配線、粉刷,裝設水管、櫃檯和櫥櫃,而且大部分是自費。瑪格莉特性情謹慎沉穩,是實驗室的支柱。蓋伊高頭大馬,性格淘氣,像個長不大的孩子。他上班穿得衣冠楚楚,在家卻穿法蘭絨襯衫和卡其吊帶褲,週末在院子裡搬大石頭,一餐可以啃掉十二根玉米,車庫永遠擺著幾桶牡蠣,想吃隨時可以剝殼大快朵頤。他身高一九三公分,體重九十八公斤,塊頭大得像退休的美式足球後衛。由於做過脊椎融合手術,他的背總是挺直僵硬得很不自然。他還在家裡釀酒,有一回地下室的釀酒器爆炸,冒著氣泡的勃艮地紅酒有如洪水衝出車庫,流到馬路上,但蓋伊只是將酒沖到排水溝裡,一邊向週日上教堂的鄰居揮手問安。

蓋伊是個停不下來的夢想家,總是想到就做,同時進行好幾個計畫。他在實驗室和家裡地下室堆滿做到一半的機器與發明,還有從廢物場撿來的、只有他知道用途的物品。一有點子,他就坐下來,管他是辦公桌前、餐桌、酒吧或車裡,咬著永遠叼在嘴邊的雪茄,開始在餐巾或撕下來的酒瓶標籤上畫草圖。滾動管(roller-tube)細胞培養技術就是這樣想出來的,這是他最重要的發明。

這套儀器包含一個木製的滾動圓柱,上頭有洞可以放置名為「滾動管」的特製試管。大滾筒二十四小時轉動,感覺就像水泥攪拌器,蓋伊稱它為「旋轉木馬」(whirligig)。轉動速度很慢,一小時只轉兩圈,有時更少。蓋伊認為轉動非常重要,他相信培養液必須和血液或體液一樣,不停在細胞周圍流動,輸送養分和廢物。

庫碧賽克把海莉耶塔的子宮頸組織切好,分別放進數十根滾動管裡,接著走進培養室,將試管逐一放到滾筒上,啟動儀器。她看著蓋伊發明的機器開始緩緩轉動。

第一次鐳治療之後,海莉耶塔在醫院休養了兩天。醫師從裡到外徹底檢查她,按壓腹部,更換新的導尿管,觸診她的陰道與肛門,抽血檢驗。巡房紀錄上的注記寫著「三十歲黑人女性,安靜休養,沒有明顯緊張煩躁」,以及「病人今晚感覺良好,精神奕奕,準備出院回家」。

出院前,醫師再度要海莉耶塔踩著鐵鐙,將鐳取出。他吩咐海莉耶塔,身體一有狀況就與診所聯絡,兩週半後回來做第二次鐳治療,接著便讓她回家了。

將海莉耶塔的細胞放入培養室之後,庫碧賽克每天依然按部就班進行消毒,接著才開始工作。她看著試管,對自己笑了笑,心想:啊哈!沒動靜。海莉耶塔出院過了兩天,庫碧賽克發現試管底部的血塊邊緣出現幾小圈像是煎熟蛋白的東西。細胞在生長了。不過,庫碧賽克沒有放在心上,因為之前培養的細胞也都會生長一段時間。

沒想到海莉耶塔的細胞不僅活了下來,還長得奇快,隔天早上已經增加一倍。庫碧賽克將試管裡的內容物分成兩半,讓細胞有空間生長,結果不到二十四小時,數目又增加一倍。她將細胞分成四個管子,很快又裝成六個。海莉耶塔的細胞不停生長,庫碧賽克給細胞多少空間,它們就長多少。

不過,蓋伊還沒打算慶祝。「細胞隨時可能死亡。」他對庫碧賽克說。

結果沒有。海莉耶塔的細胞長個不停,每二十四小時就增加一倍,數量很快從幾百變成幾百萬。這樣的生長方式前所未見,瑪格莉特形容「簡直像雜草一樣」。這些細胞的繁殖速度比海莉耶塔的健康細胞快二十倍,庫碧賽克把健康細胞放進培養室之後,過幾天它們就死了,但癌細胞只要有養分和溫暖的環境,似乎能無止盡地生長下去。

不久,蓋伊向幾位比較親近的同事提起,說他覺得自己的實驗室可能培養出第一批長生不死的人類細胞了。同事聽了都說,我可以要一些嗎?蓋伊說好。


本文由衛城出版授權刊登

2018年4月19日

《意外的守護者:公民科學的反思》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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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奇科・布希

本書封面,由左岸提供

第三章 春天的池塘

看天池vernal pools來來去去,出現之後又消失,這樣的一種自然景觀,其特性不僅在於物理性質,也有其獨特的時間性,通常僅維持幾週到幾個月的時間。隨著冬去春來,濕地被不流動的水淺淺地覆蓋,維持的時間長短不一,這些濕地一般都很小,面積不超過兩畝,沒有和其他水體相連。看天池是接收融化的雪水和春雨而成,經常完全為人類所忽略。這可能就是安、喬伊絲、雷和我在那個四月的下午陷入困惑的原因。當時我們在紐約紅鉤鎮Red Hook的法拉萊夫山玫瑰農場的一片草地上,試圖以眼睛和耳朵來尋找看天池存在的一些證據,儘管空拍圖中有顯示出其位置,但在現場卻完全看不出它存在的跡象。

儘管看天池難以辨認標記,但它對大地的影響卻相當明顯。這些池子所接收的水不是來自於流動的河流,因此當中不會有魚類棲身,這一點反而讓池子成了兩棲動物安全的繁殖場。不論是斑點鈍口螈以及北美林蛙這類相對常見的和分布廣泛的物種,還是稀有且受威脅的傑佛遜鈍口螈和雲斑鈍口螈。這當中的一切都是讓這個生態網絡正常運作的一個環節,也全都因為濕地面積縮減而造成這些生物的族群量日益下滑。兩棲類會捕食大量的昆蟲,控制昆蟲族群的數量,這對人類健康有直接的影響:少了看天池,兩棲類就沒有繁衍的場地;沒有繁衍的場地,就沒有兩棲動物;沒有兩棲類,我們就等於失去控制昆蟲數量的天然防線,以及一小塊平衡自然的片段。若要說看天池和那些大型的經常性水體之間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分,那就是看天池還提供小型哺乳動物、鳥類、兩棲類和爬蟲類一個休養生息的地方。這些小型物種也是食物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每次進行長距離跋涉時,牠們都有可能落入大型森林動物的口中。

看天池不僅是動物的棲身之所,同時也擔負比其他水體更為基本的功能:潔淨。看天池土壤中的細菌有助於將水中的硝酸鹽轉化成氮氣,這些鹽類來自於一般用於草地的肥料,細菌將其轉化成氮氣,釋放到大氣中,減少對環境的危害。這批去硝化細菌denitrifying bacteria讓看天池成了當地含水層的小型淨水廠,能夠在融雪、雨水和充滿污染物的洪水進入地下水層之前,加以過濾和淨化。看天池是高效的小型天然濾水中心,要是它們遭到破壞或完全消失,結果可能導致泛濫、供水減少、水源受到污染以及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喪失或減少。看天池的存在與否、面積大小還有池中的生物都會影響到其在大自然中的功能,有些看天池依舊是良好的棲地,有些則日趨式微,不再擔負相同的功能。在評估這些看天池的出現、面積和池中生物時,不免讓人反思,何以深度這麼淺、依季節來來去去又難以捉摸的自然景觀,竟然具有這樣的關鍵作用。

然而,地方政府很少​​有經費聘請環境顧問來進行這樣的狀態評估。大型濕地向來是基於聯邦法規來管理,看天池則是由地方政府和區域規劃部門來負責,但他們往往對看天池的存在和狀態一無所知。在紐約州,只有面積超過十二點四英畝(約五萬平方公尺)的濕地,而且當中棲息的生物在州政府制定的瀕危或受脅物種名單上,或是位於阿迪朗達克州立公園Adirondack State Park內,才會受到法規的保護。佔地小又是臨時存在的看天池基本上大多不受法律規範保護,相關的管理規範,就如同其自身一樣,虛無飄渺、毫無防備可言。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麥克.克萊門斯Michael W. Klemens和一九九七年成立的大都會保育聯盟Metropolitan Conservation Alliance、達奇斯郡的康乃爾合作推廣組織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of Dutchess County以及卡里生態系研究所Cary Institute of Ecosystem Studies聯合起來推動一項計劃,監測達奇斯郡的看天池。身兼兩棲爬蟲類學家又是研究和政策保育學者,克萊門斯在推動這項工作時所抱持的信念很簡單,他要與當地社群聯手合作,傳播科學研究和知識,透過這樣的途徑,制定出土地利用規劃政策。第一次和他接觸,是透過電話聯絡的,他形容自己「對揭發真相這檔事有興趣,」他告訴我,從一九八○年代以來,他就和種種研究計劃中的志工團體合作,「這是一種道德感召。我對促使人產生作為的動機很感興趣。這樣看來,我到底算是倫理學家、科學家還是倡導者呢?我從一名研究科學家開始,到現在成為一個視野較為寬廣的人。身為一個人,我該做什麼呢?我要如何利用我的知識來打造一個更好的世界?其他人是如何改變自己的人生方向?一直以來,我都在思考這些問題。」

克萊門斯企圖把科學研究納入地方土地使用決策,他的努力並不僅侷限於志工培訓而已,還要讓地方居民對於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產生一份理所當然的歸屬感,靠著這些,再加上與地方鄰里和地主之間已經建立起的關係,都對其研究計劃的推展大有助益;這些關係通常能讓研究人員進入私人土地,進行研究調查。「將公民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可以創造出我們所需要的變化,」幾個月後,我們再次碰面時他這樣說道:「他們可以在社群中激起小小的漣漪。」

克萊門斯和他的工作人員選擇紅鉤鎮來進行看天池評估,乃是基於下列幾個原因:鎮委會表達了對調查的支持,而且有可能在進行未來的市鎮規劃時,納入這些資訊。紅鉤鎮是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所在地,環境運動在那裡深植人心,可提供為數不少的志工。在我們這組擔任志工協調的安,就是在巴德學院擔任開發經理和藝術教育協調員。其他的同伴還有喬伊絲.托馬塞利Joyce Tomaselli,她過去在IBM擔任業務發展和行銷經理,在二○○九年經濟衰退時丟了飯碗,她的鄰居雷.曼塞爾Ray Mansell也一同前來。計畫人員將紅鉤鎮分為四個象限,我們分配到的是東南區內的三個樣點。但才在第一個樣點,也就是法拉萊夫山玫瑰農場的調查站就遇到了問題。上星期過來調查的志工一直找不到此處的看天池,我們的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手上有一張列印出來的空拍圖,上頭以紅色剖面線標示出看天池的推測位置,沿著一處新建的蘋果園的邊緣,我們一路往南方走去,企圖尋找池子的蹤跡。但是我們只發現一團團的草叢、一大片灌木叢以及一排松樹。

不過,現在沒有一樣東西看似適得其所、符合常規的。二○一○年春天,哈德遜河谷充滿不可預知的事態,在這個月初才創下三十幾度的高溫,但沒過多久,氣溫又再度下滑,在這個月剩餘的最後幾天,清晨的氣溫降至零度以下,然而午後又會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讓人覺得像是八月天。今天已經下過雨,早些時候還挺涼爽的,但當我們四個人在「聚寶盆折扣飲料穀倉」的停車場碰面時,溫度在二十一度左右,感覺就像是一個夏日的午後。由於四月第一個星期的異常高溫,蘋果樹和桃樹提早開花,葉子比往年早兩個星期發芽。

雷發現一隻狐狸從灌木叢中掠過。我們試圖聆聽木蛙的鳴聲,但什麼蛙鳴也沒聽到。喬伊絲問雷是否有看到羊肚菌morel的身影。毒藤這時節才剛冒出來。她告訴我們,這兩者通常都是在同一時間出現。喬伊絲是我們當中能夠透過連結不同跡象來判定自然界動向的人,她精通物候學。就跟所有對自然史感興趣的人一樣,她知道當一件事發生時,另一件事也會跟著發生,而春天,正是這些事態的同時性變得最為明顯的時節。我們繼續往前走,經過果園,進入一叢才剛剛冒出葉子的藍莓灌木叢。過了一會兒,突然有翅膀拍打的聲響。「是加拿大雁,」喬伊絲兀自說道:「在牠的名字中是名詞Canada,不是形容詞Canadian喔!」她對鑑別物種的用字特別精確,這樣的特點讓她能夠勝任我們手上的任務。

五十幾歲的喬伊絲,在IBM服務了三十年,她待人處事的親和力呼應著她的信心和風度;她既能夠坦率地談論她在IBM的成功,也能夠坦承在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中對未來職業生涯的焦慮。現在,她全力投身志工服務,能夠毫不費力地將她對全球市場工作的熱情轉移到地方機構的志工活動上。「現在,對失業的人來說,是個非常有趣的時刻,」她後來在我們碰面喝咖啡時這樣告訴我:「一方面,地方上有這樣的需求,另方面有可以提供幫助的人才庫。」

喬伊絲的舊名片上,詳列她所統整的專業領域:解決方案業務發展;行銷策略、計劃和實施;內容創建和執行;啟動、進入市場和渠道支持;熱情、知識領袖和合作夥伴。這些關乎能力和工作技能的語彙用字,似乎完全在樹林之外的地方才派得上用場,但顯然她將同樣的精力和一絲不苟的態度帶到水池和林地之間。喬伊絲可說是這一代正在加入志工群的美國人代表,他們有意願,也有這樣的彈性身段,能將一個領域所開發出來的知識和技能轉移到另一種生活型態中。正如她所言:「我喜歡學習,而且我知道我學得很好。我盡量做到有條不紊、一絲不苟,提供有效且架構良好的組織、有據可查而且標示清楚的資料。我會在截止期限前完成工作。我覺得有義務以相同的核心價值觀來從事志工工作。」她確實將這些原則投入在志工活動上,聽她描述其合作夥伴,聽起來他們也有一樣的價值觀。「這些科學家可能不容易合作,他們並不是培養員或採集者,」她就事論事地說道:「但是他們能夠實事求是地定義好計畫,還有一套方法學,確保計畫的範圍,凸顯出志工工作的重點。」

我們繼續穿越一片長著馬唐和蒲公英的田野,還有一小叢的紫羅蘭,試圖尋找水池的蹤跡,但除了一片片的草叢和果樹外,什麼也沒發現,最後我們終於明白我們正處於人類探險史上常有的一種狀態:企圖尋找一處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調查圖上的看天池有可能是錯的。通常,用於尋找看天池的地圖是根據遙測地理資訊系統所收集的實地數據,但今年尚未檢查過這個樣點。而且就算我們所用的空拍照片是在樹木枯萎而且水位高時所拍攝的,這些圖像可能還是很模糊,或是有誤導之嫌。相機是會騙人的,在這裡,樹冠之間的陰影和落差可能讓人誤判看天池的存在,事實上,那裡什麼也沒有;同樣地,真正的看天池可能因為尺寸過小,或是遭到樹冠遮蓋,而平白錯過。

在利用衛星圖像和空拍照片的研究中,有個術語叫做「地面實況」ground truth,指的是實際存在,而不僅是存在於像素之中,或是根據任何其他數據資訊系統所推斷的。地面實況的意思是「在現場」on location,那是真實的,是你的眼睛和耳朵告訴你的,而不是透過感應器所推測而得的。任何使用遙測方式所收集的數據資料,都需要與現場收集到的資訊做比對,這一點至關重要。

而我現在開始揣想,這份對地面實況的尋求,或者是某種非常相似的東西,是否就是我們日益企求的。也許其間的差別就跟像素和筆觸之間的差異,或是臉書的個人檔案所激發的想像和在晚餐時喝下一碗湯之後所發現的事實一般,這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資訊,一種是抽象的、經過選擇與過濾的,另一種則是根深蒂固地纏繞在物理事實之間,來自第一手的觀察,以及直接經驗。在最好的狀況下,這兩個世界的資訊相互呼應,彼此支持;不過有時它們相互否定,彼此蔑視。無論是電子影像的像素,還是社群網站的片段資訊,數位世界提供給我們它的真理。然而,我們要如何因應親眼所見的景象來調整這些資訊,這是一個需要思考和想像力的過程,需要一種想法、一種智慧,可能是我們過去從未演練過的一種巧妙的協調過程。現在,在這個春日的午後,我們四個人正面臨著這樣一個地面實況:我們所尋找的地方可能根本不存在

本文由左岸出版授權刊登

2018年4月10日

[陽明STS所專題演講系列場記]設計行為:技術物的道德難題與政治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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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孟鈺

本次有幸邀請到的講者洪靖先生為荷蘭University of Twente哲學系博士候選人。在演講開頭首先以一個荷蘭當地的圖書館為了鼓勵民眾少搭電梯,節省能源,於館內地板上安排動線引導館內民眾走上樓梯的影片做為開場,以此帶出該類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科技用以導引限制?)人們行為的各式運用,卻也引來對於不同層次上對於自由意志的討論與甚或作為政治手段上的隱憂。在講題中提到技術物涉入群體社會中直接或間接的改變了人們對於物的運用與公共政策的想像,不論其目的為何,其立意是否為善,我們都應當檢視這些技術物身上所蘊含的政治性與使用倫理對於當前社會的影響,尤其在充斥著人造物與各類社交媒體平台的現今社會,尤為重要(這意味著我們幾無逃避的可能)


本次演講海報

對此講者基於 Peter-Paul Verbeek的觀點,認為人類行為被科技物所中介,且該科技物介於人類與世界之間並不會忠實地傳達兩邊的原貌,雙方都會因科技物的使用而造成改變。如果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大量科技物的影響,如此科技物在使用上便具有高度的道德相關性,面對這個狀況,將科技物作為道德社群的一員納入討論之中,就有其必要。

過去心理學發展的過程中,行為主義的B. F. Skinner曾做過一些引發爭議動物實驗,講者播放其中實驗者透過增強物促使鴿子能夠根據轉輪上變動的字卡做出相應的動作,更提及當時Skinner於二戰當時,甚至利用類似的原理訓練鴿子專門的設計裝置上來改變飛彈的走向,以精准打擊目標。Skinner較為激進的說法即為宣稱人類的學習行為與鴿子透過增強物作出相應動作的情況差不多,都是透過外在的增強物去強化學習的效果。當環境給予一個正向的回饋時,都會形成一個增強的效果並促使人們去實行。既然環境可以塑造人們的行為,那麼藉由設計環境來設計人們的行為,是否可行呢?這樣的做法能否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呢?儘管後續引起一些個體權益的疑慮與該類做法即為集權統治的批評,Skinner強調我們應當避免懲罰性的設計,如果我們僅僅期待人們自發性的作出符合道德良善的行為,而放棄了透過外在環境的設計促使人們做出該類行為的選項,我們喪失的是一個對人與外在環境間聯繫的理解,也因此失去導引人們做出道德行為的契機。

講者在這個框架下,進一步論述如果政府能夠透過該類方式去促成該類技術物的生產,由誰來設計內容,如何執行也將引發後續對於其正當性與集體權力展示社會控制的辯論。對此講者提出行為經濟學家Cass Sunstein & Richard Thaler的說法來回應,基於有限理性的觀察,人們不見得在生活情境中都是處於全然理性的決策與判斷,提供一個Nudge原意為以手肘輕推」)去促使人們做出一個經過決策判斷的正向行為,透過環境的設計,促使某些人特別容易達成一個設計過的偏好或選擇,或許是一個選項。行為經濟學對此認為,該類行為應建立在人們大部分認同的期望上,以不影響自由民主的價值為主,並提供大眾一些簡易退出的選項。在自由民主的價值上,社會很難有基本的共識,Nudge在講者的論述中是作為一個在商業市場與國家運用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作為符合其目的之統治手段間的一個折衷路線,實際運作的效果如何,在哪些領域能夠獲得成效,都是需要進一步的討論與爭辯的。舉例來說:即使基於國民健康考量,國家也不可能完全禁止可樂這類碳酸飲料進入市場,但透過限縮微調瓶罐的容量來達到攝取單位量減少的效果,卻也不妨礙對碳酸飲料有偏好的民眾消費的自由與權益。

講者接著提到科學哲學家Karl Popper,後續傅大為老師針對其基於否證論的前提評論一些看法(科學家不見得理會否證論的考量在做研究,科學實作還是一直在進行啊),但講者回應其涓滴社會工程的立意頗為實用,為避免爭論,著重在改善明顯不該去做的事,或許在推行上能夠更為順遂。涓滴社會工程必須是小規模的實驗,且需審慎的成本效益評估,錯了即改,逐步引導的效果也更符合人們真實的社會環境,對於人權的侵害與否,也能在實施後納入不同意見的考量來調整。

Q&A時段,現場頗多聽眾對於目前許多社群網站運用演算法呈現資訊內容,一部分雖反應使用者的喜好,卻也限縮了閱聽人的視野,而個人如何在市場大量使用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的情況下找到因應之法呢?講者回應,面對這類的演算法,如果我們了解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的特性,並試著去運用它的特點,去分散自己點擊的主題,或許能夠達成持平的效果,而在面對社群網站與影音平台結合商業置入的廣告手法,這是其目前較為可行的獲利手段,使用者一方面享受其帶來的便利性的同時,接受這類科技的效果在所難免。王文基老師詢問,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如果做為一個極權政府社會控制的手段或有心人為促成其特殊目的的手段時,該如何看待呢?而不管是behavior-steering technology 還是 Nudge,人們對此的憂慮都是這類的技術物所欲引導的方向或道德又該是誰來定義或決定的呢?是設計者還是公眾?是政府又或是市場上的商業利益?講者回應這類的科技使中都會有counter technology的存在,中國政府欲建立網路長城的企圖,翻牆的技術卻也日益更新。與之競逐的counter technology也同時在發展中,從ANT的角度來看,或許還是要回到誰拉攏的盟友與網絡的強度來看這類科技對人們生活造成的影響。另外,從行為經濟學家的觀點來回應,Nudge正是在政府掌控與市場利益之間,被提出的一個介入的選項,既不會傷害到對個體的選擇造成過度的侷限,要退出也隨時能退出,也不會任由市場利益去左右人們的行為。講者最後提到,如果我們對於同樣是人為塑造的社會制度,倫理教育,法制規範都習以為常,並期待人們由內在自發性的追求,為何卻對Nudge的使用與外在環境的重要抱持疑慮呢?精彩講題最後的提問,留給與會的聽眾們刻劃深遠的省思。

作者介紹:徐孟鈺,社會學苦行僧,現職精神復健機構社工,打雜專業。過往閑散疏懶,好逸惡勞,如今立定志向在巷仔口賣陽春麵,講經說道(社會學好棒呀)。

本文感謝講者洪靖先生給予寫作上的建議,並感謝張良同學、黃獻緯學長、STS多重奏編輯協助校對並給予建議,惟文責由作者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