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STS所專題演講系列場記］使用者經驗研究

日期：2017年9月29日

題目：使用者經驗研究（曹訓誌）

記錄：張良

本次演講的講者曹訓誌老師（見圖一）從高溫超導（physics）、智慧系統開發（information engineering），到新媒體藝術（new media），跟隨著「創新」的腳步橫跨數個領域，身兼研究者、工程師、藝術家、教育者多重身分，目前為UiGathering（台灣使用者經驗設計協會）的理事。他認為目前的設計已不僅僅是技術面上的設計，而是透過觀察人的行為所產生的複雜系統，而這一連串觀察與化約的過程已非單一背景的人才所能處理。以使用者為中心（user-centered design），並將使用者體驗從早期階段代入整個設計過程的使用者經驗設計（user experience design，UX design）【註一】，似乎是一種能夠滿足使用者行為多樣化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工具【註二】。深入觀察業界現況後，曹訓誌發現儘管有許多公司聲稱他們已開始將設計思考導入企業模式之中，但仍無法縮短與消費者間的距離。這是因為這些企業並未從社會、經濟、科技、政策四個面向對使用者的背景進行分析，並將結果融入設計思維中。意即所謂的設計思考並非微觀、小規模的設計思考，若沒有一個大環境或組織系統作為一個持續性的動能在背後支持，僅有自身的創意是不足以預期使用者身後龐大的社會/商業行為模式。

圖一、曹訓誌理事。

使用者經驗研究是一種針對創意的深層式研究（generative research）【註三】，是一條協助我們聚焦抽象的對象與理念，例如使用者本身與其經驗脈絡的途徑。當我們談及使用者，首先會遇到的阻礙便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雖然從傳播與學習層面而言，刻板印象有助於我們處理大量而複雜的生活資訊，但這套僵化的分類模式卻會阻礙我們尋找人的多樣性。為了排除刻板印象的干擾，讓我們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曹訓誌認為除了需在對使用者複雜度（complixity）有足夠認識下再進行化繁為簡的設計外，在過程中也需時刻保持同理心（empathy）與洞察力（insight）。為此他提出兩個思維模式與五個實作方法（2 mindset & 5 ways）。兩個思維包含好奇心（curiosity）與關心（caring），設計者透過調整自身心態以產生對人事物的熱情，才能看到一些平常所忽略的細節，例如使用者的隱性需求。而五個實作方法包含看（see）、聽（hear）、感（feel）、探（ask）、思（think），則是一套從資料收集（data collection）逐步建構資訊（model formation）的漸進式研究架構（見圖二），採用這套程序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讓自身以及後面接棒的設計師真正了解目標客群的使用需求。

 

圖二、五個實作方法（5 ways）

「看」即是觀察，其核心精神是讓設計者成為「蒼蠅」（fly on the wall）與「影子」（shadowing）。前者可以幫助我們在固定場域中的觀察人群行為的能力，後者則能增進我們貼身觀察個人行為的技巧。此外，曹訓誌透過考古學（archeology）的觀看技巧得到使用者具有「改造」與「非預設行為」的結論。例如某些使用者會將手機的外觀進行個性化改造以符合自身需求，而醫院掛號的動線機制也無可避免的會被使用者打破。這些現象都顯示使用者具有能動性（agency），並非被動接受技術物，全然符合設計師期待的客體。然而，光靠視覺並不足以了解使用者，有時設計者必須主動探詢，透過「聽」了解使用者的內在需求。曹訓誌認為「聽」必須放下個人主見，除了需仔細聆聽故事與經驗，也需判別闡述內容為使用者的真實經歷而非個人意見【註四】，避免被動引導，並隨時注意突如其來的弦外之音。「感」是一種現象學的經驗研究，建立在設計者與使用者之間共享的連結上。雖然現象學無法告訴我們客體的本質，但卻能釐清他們彼此間的關聯。例如當我們透過經驗研究找出「意義」，並將其作為訴求，讓設計物與消費者彼此連結時，設計的價值便因而產生。「探」則是提供我們進行使用者研究的技術，包含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註五】、脈絡訪查（contextual inquiry）【註六】（見表一）、文化探針（culture probe）【註七】（見圖三），這三種方法都有助於深化對使用者行為的理解，避免設計無法回應使用者的需求。其中，脈絡訪談與文化探針可謂互補長短：前者可以了解使用者的理性面向，例如其實際遇到的困境等，但涉及感性層面，諸如價值觀、家庭觀、金錢觀、人際關係等難以在短時間內透過訪談了解的問題，則必須借助後者進行輔助探索，以此開創新的設計契機。

表一、脈絡訪查的五種問題思考研究層面（A.E.I.O.U）。

經由前面四個步驟的資料收集後，最後將透過「思」的六項工作模型：互動模型（flow model）、序列模型（sequence model）、器物模型（artifact  model）、文化模型（cultural model）、實體模型（physical model）與價值交換模型（value exchange model）協助我們整理手中的資訊，進而分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網絡中存在著何種利害關係。互動模型從互動與溝通的視角分析使用者經驗，代表使用者在實際環境中主要接觸的對象、互動方式、內容與地點，並藉此找出溝通的方式、意義與障礙處。序列模型講究流程順序，首先須確認觸發點，探求該事件實際執行的過程、結構與目的，並透過其他角度分析，了解使用者經驗的步驟。每個觸發點代表一種想法，每項步驟皆代表一種行為，一種觸發點則對應一張序列圖。確認好觸發點及順序後，以序列圖的方式表示使用者重要且相同的行為。器物模型記錄著使用者所會接觸及使用的各種器物。工具器物包含所有任何的「實體物件」，並說明它們的使用方式、使用條件以及如何被使用者改造。文化模型可以幫助我們找出使用者環境中「隱性影響力」，表達能影響或限制使用者行為的一切，了解影響力的來源、影響發生的方式，例如情感、權力、習慣、價值觀等。由於較為抽象，因此文化通常難以觀察分析。但曹訓誌坦言，若能從中梳理出利害關係人間的關係，找出具有「隱性影響力」的使用者，便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實體模型是透過分析繪製使用者進行特定行為的「實際環境」模型，藉以觀察這個空間的整體佈局與結構、被使用的目的與形式、使用者活動的動線與各種器物工具在其中散佈的位置，進而理解當中配置與使用者間的因果關係。最後，價值交換模型透過縱線表達使用者個別的時間向度，並以橫線在縱線間進行連接顯示出使用者彼此間，或與環境、事件、器物間的互動關係。

圖三、文化探針（culture probe）【註八】。

最後曹訓誌強調，在進行使用者經驗研究時，五個實作方法（5 ways）不僅是一條提供我們了解使用者行為的途徑，實作的過程中設計者也必須讓看、聽、感、探、思之間產生脈絡上的緊密聯繫，並在最終選用一個適合的模型完整呈現研究成果。畢竟現實中，設計往往倚賴團隊間的通力合作才得以持續進行。因此，設計者若能妥善利用這套分析系統建構出一套清晰的脈絡，不僅有助於指引現階段產品的設計方向，也可幫助協作者與後進者有機會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狀況，達成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理念。

【註一】一個通用的使用者經驗定義來自國際標準化組織（ISO9241）：「人們針對使與或期望使用的產品、系統或者服務，所擁有的認之隱向和回應。」

【註二】使用者經驗是一套找尋人們需求與能力界限的工具，其核心與哲學並非創造解答，而是定義問題。使用者經驗研究的最終目的不僅能使人獲得快樂，也是為創造讓人們快樂的產品，而非去針對錯誤，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問題尋求解答。參見：徐嘉良（2006），使用者經驗應用於概念發想之研究。

【註三】另一種常見的研究是評估式研究（evaluative research），即就已知的物件與範圍進行衡量與監測。以社會工作為例，評估式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審查某些「社會干預」，如一項解決社會問題的計畫所產生的效應，而評估式研究就是為了審查社會干預是否產生效果的過程。參見：Babbie, Earl（2012），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註四】設計者並非使用者的許願池。真實經歷與個人意見（願望）的差別在於設計者可從前者得出問題的「症狀」，從而取得改善問題的切入點；後者則僅能導出使用者心目中的最佳「處方」，並遮蔽設計者看待問題的視野。

【註五】從設計的角度而言，深度訪談的優點在於能快速獲得深入且豐富的資訊，例如使用者的動機、理由與生活型態等，但也隱含者特殊情境所產生的偏差，例如使用者因受訪而產生過去未曾有過的需求。

【註六】根據曹訓誌說明，脈絡訪查是一種依循民族誌（ethnography）的研究精神，可直接進入使用者實際的情境脈絡中，採用最直接的觀察、訪談方式與使用者互動，並以系統化的模型工具，分析使用者的原始資料，幫助研究團隊了解特定領域的使用者行為模式。

【註七】文化探針是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設計學系教授Bill Gaver與兩位學者進行老人社區研究專案時，為了增進長者在社區的存在感而設計出的互動研究法。這種研究法不強調精準的分析與控制，而是著重探詢使用者背後的文化隱喻與意義。參見：Gaver, B., Dunne, T.,Pacent, E.（1999），Design：Cultural Probes。

【註八】常見的文化探針包中含有日記、相機、明信片、錄音機等。研究者通常會在取回探針包後透過簡單的訪談了解並確認使用者紀錄時的想法與目的，藉此了解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圖片來源：https://www.interaction-design.org/literature/article/probes-for-context-mapping-how-to-design-and-use-them。

作者介紹：

張良。目前正在陽明大學STS所眺望人文與科技的地平線，希望有一天能為花蓮指引日出的方向。

本文感謝講者曹訓誌老師與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黃獻緯同學給予寫作上的建議修訂，並由後者進行排版校對，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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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簡史》導讀，〈瘋狂中的理性〉

作者：王文基（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本書封面，由左岸提供

瘋狂中的理性

啊！一半有理，一半不正經！瘋狂中有理性！

——莎士比亞，《李爾王》

「著作等身」一詞不足以形容羅伊‧波特在醫療史、精神醫學史以及十八世紀社會思想史方面的成就。就精神醫學史的領域而言，他曾關切過的議題也相當多樣：道德治療、療養院史、神經衰弱、歇斯底里、對傅柯的瘋癲史之評價、瘋狂者的觀點、精神醫學史……等等。除了出版二十多本專書外，精力同見聞過人的波特亦曾主編上百件的出版品及若干專業刊物。這本於二○○二年年初波特去世幾個星期前甫問世、如今被譯成中文的《瘋狂簡史》，壓縮了他二十多年來的所見所得。在結構上，此書以主題的方式呈現，介紹西方歷史中的瘋狂與瘋狂者，由於將讀者群設定為非專業人士，在文字與內容上力求深入淺出。然而表面上看似淺顯且文雅的章節，不但表達出波特個人對瘋狂相關課題的興趣，也不著痕跡地回顧了當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並且點出瘋狂史未來的研究導向。

要以極短的篇幅書寫西方兩千年來的瘋狂史必定有所取捨。拋開精神醫學家所代表的輝格進步史觀，以及反精神醫學運動者將精神疾病視為迷思這兩種主要取徑，波特主要關切的是三個主題：在歷史中，哪些人被認定為瘋狂？在當時的認知中，他們瘋狂的起因為何？而社會又是如何處置這些瘋狂的人？我們由此可以看出，波特感興趣的不是「是否」的問題：他並非想對過去言行偏差的人進行一種回溯性的診斷，以釐清瘋狂的本質；他也無意於單純排列出瘋狂者在歷史中遺留下的軌跡。他所在意的是「為何」以及「如何」的問題：認定誰是瘋狂的人始終是一種社會的行為，具有特殊的社會意涵，並且造成引人深慮的社會效應。

波特花了相當的功夫勾勒西方歷史中瘋狂者所扮演的不同面貌，或者被社會所賦予的不同身分。藉此，他不僅鋪陳了瘋狂的多樣性，也描繪出瘋狂者身處的社會各自具有的景象。許久以來，瘋狂與天才間只有一線之隔。狂亂的想像力激發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在中古時期與文藝復興時期，伊拉斯謨式的愚人或莎士比亞劇中的弄臣是唯一清醒的人，常有警語，揭露社會的紛擾與不義。在波特所熟稔的十八世紀，那些被拘禁在瘋人院、並且成為公開奇觀展示品的瘋狂者，其實點出喪失理智的是外在的世界。瘋人院裡的瘋子遠比外面正常的人更自由。而在世俗化、理性風潮高漲之後，瘋子與癲人昔日的放浪形骸又被化約成病理現象。人類文明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科技醫藥進步，對波特而言不盡然具有正面的意義。社會始終區別出一些行為乖離的分子，強調這些分子的差異，以維持社會虛幻的整體性。而醫學經常不自省地參與這項將瘋狂者污名化的計畫。換言之，此時的臨床診斷本身變成了一種重整社會次序的行為。

在這個意義上，對疾病所擁有的社會與文化價值提出個人看法的波特，與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的論調不同。在《疾病的隱喻》中，桑塔格從自己罹病的經驗出發，細數沉澱在疾病之上的眾多隱喻，包括結核病與癌症在內的患者或被強加、或自己欣然充任的身分。在其論述中，疾病甚至變成人格的一部分，成為界定個體性的區辨特質。藉由陳述這些對她而言不當、過多的象徵，桑塔格認為應該回到疾病本身。桑塔格強調，我們不可能完全脫離隱喻式的思考方式，但應當力圖跳脫一些令人窒息的隱喻。在桑塔格這個類似解魅的計畫中，醫學扮演重要的角色。明晰的醫學知識為我們揭露了真相，使得所有的象徵變得多餘。桑塔格這種反對詮釋、意圖還原事物透明性的作法，當然與波特藉由瘋狂者的認定與瘋狂者所受到的待遇來討論社會文化史的作法有所出入。波特主張瘋狂者的行為只有在其身處的社會才能理解；甚至，文明社會本身便是失常的始作俑者。因此，當社會在判定一個人究竟是否神智清明時，這個舉動本身便是可議的。根據同一個邏輯，作為技術官僚的醫師本身並不站在任何智識或道德的高處。

波特這個態度也出現在他對整個瘋狂世俗化過程的見解上。西方文化一直存在以超自然現象來理解瘋狂的作法，這個走向在基督教興起、並成為主流思想之後變得更為明顯。古希臘時期所推崇的理性與自然主義式的思考方式，現在被凡人對上帝的崇敬與虔信所取代。先知與女巫成為瘋狂的兩種極端面貌，一者因被聖靈充滿而受人景仰，另一者因與魔鬼私通而被宗教審判、公開處決。瘋狂的世俗化所帶來的結果也不盡然都是好的。正如痲瘋病患的位置在古典時期被非理性的人所取代（傅柯語），女巫的位置隨著自然主義思考模式的興起也被新的女巫──社會上的不良分子、遊民、乞丐等──所填補。在列舉精神醫學興起的過程及獲得的成就時，波特也不忘保持史家的距離，將醫學的發展放在歷史脈絡下省思，點出科學與醫學發展的盲點，以及社會對人類理性過於天真的期望。例如，皮內爾宣揚的道德治療促使社會對療養院抱持高度期望。療養院成為地上的樂園，啟蒙人道主義與進步精神的典範。但在精神醫學專業化的考量下，大量興建的精神療養機構卻造成了問題。精神醫學專業擴張的同時，無法擔負隨著病人人口增加而來的責任，療養院的功能從治療，變成收容、監管。當療養院成為處置瘋狂者的固定機構與方式，療養院的高牆成為「正常人」與「不正常的人」的分隔線。波特反覆用二十世紀中納粹德國處置精神病患與猶太人的作法為例，質疑單面向的思考方式。在一個成千上萬的精神病患被送進毒氣室的時代，我們應當對精神醫學所宣稱的成就與突破抱持更審慎的態度。雖然波特希望擱置精神醫學專業與反精神醫學運動之間數十年來的爭論，以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討論瘋狂所具有的意義，但是其以歷史書寫表達對瘋狂者的人道關切這個面向，還是相當鮮明。

在醫學史與精神醫學史的研究領域中，波特最常給人的聯想，便是書寫另類的醫療史。除了關切身體與性意識的歷史之外，他最著名的是鼓吹從病患的觀點出發，讓病患自己發言。醫學成為獨立學門之後，常以現在的成就來認識自己的歷史，一再強調現代醫學知識與持續的技術突破、外科手術創新的英雄與先驅、擺脫先前民俗療法的陰影等等。這種醫學史的主角總是醫生，以及他們所發展出來的理論與技術。不過，波特指出，在人類的歷史中，許多時候病患求助的是家庭與社群的協助，或自力救濟。此外，醫療行為所牽涉的不僅是醫學理論與醫生的實際作為，還包括了病患，也就是治療關係的互動。當然，醫療行為除了與醫病兩造有關，更涉及了家庭、社群等複雜的社會網絡與成規。但在以醫生為主角的醫學史中，我們無法理解一般人如何看待健康與疾病，以及他們如何面對醫病關係。波特因此主張「把患者找回來」，以患者或病人的故事為主題，而不是一味地描述醫生提出什麼理論、做了什麼事、有什麼樣傑出的成就。波特所隸屬的新醫學史與文化家傳統，不再用現代的精神醫學分類範疇，或當前的主流文化價值去解讀瘋狂，發現它的內在邏輯，或深層的意涵。而是拉開距離，看歷史上的瘋狂者，他們的話語帶有什麼意義，這些瘋狂者如何面對、訴說、處理他們的處境、衝動、激情與記憶。波特試圖去看這些被社會所驅逐的人如何與社會權力的擁有者抗衡。瘋狂者的妄想、精神醫學的神話，以及社會的意識型態，共同織成一個有意義的網絡。波特的這種看法讓我們明白，瘋狂者的話語與行為並非僅由醫學論述與社會價值所決定，他們的言行也影響了他們身邊的人；或更正確地說，即便是瘋狂的人，他們的瘋狂也是時代的產物。瘋狂者所說的一切，醫生所宣稱客觀的診斷與治療，必須放回他們所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下方能理解。

在這個將絕大多數偏離常規、對社會造成實際與潛在危險的行為病理化的時代，波特用社會史的角度切入瘋狂的歷史毋寧是十分重要的。如同他反覆在歷史細節上質疑、不過也受教許多的傅柯一樣，波特認為瘋狂並非單純是一個醫學上的問題，只要醫生便可充分說明並處理。不過，在這個意義上，波特不是反醫學、反科學的，只是歷史書寫帶出的寬闊視野，以及文化和知識的廣度，或許讓他跳脫出短視的盲點，進而造成一些改變。就這點而言，波特成了他在自己的《啟蒙》（一九九Ｏ）一書中所描述的啟蒙哲人：「筆或許不比劍有力，但啟蒙的文字的確成為危險的武器。以鵝毛筆當箭的那些人並非是專制君主前卑躬屈膝的傳聲筒，而是強盜，那些自此確保了『自由社會』知識無政府狀態的知識土匪。」

本文由左岸出版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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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簡史》新版譯序

作者：巫毓荃

 本書封面，由左岸提供

自二○○四年《瘋狂簡史》中文版出版以來，轉眼已十幾年，事實上這本書已經絕版一段時間了。日前左岸文化編輯孫德齡小姐告知此書將重新出版，並且邀請我寫一篇文章，談談這十幾年來精神醫學與精神醫學史領域的最新進展。這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畢竟這本為一般閱讀大眾所寫的瘋狂史，篇幅雖小，其簡明優雅的述說，卻處處展現了羅伊．波特這位偉大學者對於瘋狂史的豐富學識與深刻洞見；書中各章主題，也為想要探索瘋狂史的讀者，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架構。即使年代有些久遠，今日讀來卻仍深具啟發性，也依然能讓人感受歷史思維與歷史書寫的魅力。只是要我站在巨人肩膀上談這十幾年來精神醫學的發展，卻是個太過艱鉅的責任；又或許在瘋狂這個古老議題的漫長歷史中，這短短十幾年其實微不足道，其進展也並未超出羅伊．波特在本書後幾章中的分析與展望。事實上，對於此書中文版的再版，除了喜悅之外，我更感興趣的是出版社做此決定的考量。在商言商，這個決定是否意味與十幾年前相比，這本書的利基已經擴大了呢？瘋狂與瘋狂史是否已從一個小眾關心，成為一個更多人感興趣的問題？這些問題關乎這本書再版的銷售前景，而重新出版的決定，可能反映了這十幾年來一些饒富意義的變化。

* * *

記得這本書中文版首次出版時，我剛從一所遺世獨立的療養院，轉至台北市中心一間綜合醫院工作。那時作為一位精神科醫師還經常被周遭親友戲謔：經常與瘋人相處，是否自己也會變得不正常？然而五年不到，在我轉投入醫學史領域之前，由精神科醫師這個工作所觸發的談話，已由嘲謔轉為同理，關心你每天承接那麼多病患的痛苦與壓力，自己究竟如何抒發調適。不同的對話，反映出一般對於精神疾病與精神科醫師的想像與理解，以及精神醫學與社會的關係，已在短時間內起了很大變化。假如說精神醫學是一門位於邊界且專長治理邊界的科學，今日這個邊界已經由社會邊陲以及個人自身之外，不斷內移而成為難以界定的模糊交境。或是引用羅伊．波特的話，一種以「全人口」為對象的新「社會精神醫學」已經在台灣生根發展，而擁有日益增加的影響力。

想想精神健康議題與廣義的精神醫學，已如何成為我們公共與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在社會的層次上，除了傳統醫療領域，藉由精神鑑定、犯罪加害者與受害者評估治療、遊民、藥害、自殺、災難、特教、殘障鑑定與過勞等議題，精神醫學持續地擴大介入司法、治安、教育、社會福利與勞動政策等領域，或至少某種精神科學思維，正讓這些領域的論述與實務發生實質轉變。在個人層次上，則有憂鬱、焦慮、失眠、成癮、過動、失智、人格違常等層出不窮的診斷，使精神疾病成為一類常態性疾病，而精神健全變為一個必須極度努力才能維持、近乎例外的狀態。不僅如此，在疾病範圍之外，從家庭中的親子、伴侶、手足關係，到學校職場的人際關係，再到個人的自我探索、自我調適與自我成長實現，對於精神衛生專家的指引與介入，也有著更高的需求與接受度。或許相較於某些西方國家，仍會有人覺得台灣精神醫學的發展不足。但今日台灣社會對於精神疾病與精神醫學的關心，以及對於頂著精神科醫師、心理醫師與各式各樣治療師頭銜的精神健康專家的興趣與熟悉感，已是十幾年前無法想像。求助或被認為需要接受精神醫療的人，也由精神不正常的例外，變為受傷、受苦或承擔壓力的一群。然而世人誰能不苦？對於更多人而言，精神醫學已不是一個關乎他者而是切身的問題。

與此同時，最尖端的精神醫學、心理學、神經科學與生物科學，這十幾年來仍繼續提出各種新發現與新學說，挑戰我們如何了解自己與他人以及我們的生命之道。一如既往地，這些新概念具有反直覺、反常識的特質，只是更為極端激進，甚至讓人感到荒謬幽默。在前一個世紀，精神分析等新動力精神醫學，曾以其幼兒性欲、童年創傷、多重人格與性學說等理論，在世紀初強烈衝擊當時的社會價值、道德感性以及人們的自我認識與記憶；各種精神治療法特別是精神藥理學的發展，也曾挑起對於壓迫、控制與洗腦的道德疑慮；而憂鬱焦慮等各種輕型精神疾病診斷範圍的擴大，則以疾病與醫療模式，挑戰一般對於不快樂與壓力的認知，而引發了關於醫療化的爭議。然而到了世紀交替之際，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概念已經成為人們自我認識的一部分，不再讓人驚訝或不安，甚至有些陳腐，透過各種實作的擴展，這些抽象概念也已經具體化於日常私人與社會生活之中。只是科學的進展伊於胡底，精神科學還是可以不斷挑戰我們常識與感性的底線。一貫以疾病模式看待異質行為、認知與情緒的精神醫學，繼續提出各種假設性的新疾病概念，或擴大既有概念的涵括範圍，以為更廣泛的醫療介入提供合理性。

於是，在不快樂的成人之後，對於好動不專心的小孩，執拗陰鬱封閉在自己世界的青少年，以及健忘沉浸於過往記憶的老人，我們必須繼續掙扎糾結是否要接受他們罹患精神疾病的解釋，以及是否讓他們接受醫療介入。秉持依症狀表象界定分類精神疾病的原則，美國精神醫學會《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以「泛」或「光譜」（spectrum）的概念，擴大了某些疾病的涵蓋範圍，甫出版立即引發許多爭議。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貫對於過度診斷或醫療化的質疑之外，立於發展尖端的生物精神醫學，也從科學角度，對於已通行三、四十年基於症狀診斷分類的原則發出反對聲音。然而，自視為客觀自然科學的生物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自新世紀快速發展以來，也未能免於爭議。無論是五顏六色帶有耀眼光芒的神經影像，精細繁複、色彩更為繽紛的基因或神經化學示意圖，或是巨量數字的統計表，以及從其歸納繪成一目暸然的統計圖，一張張散發神祕氣息，甚至比傳統宗教象徵更能震攝人心的視覺圖像，樂觀地暗示科學即將揭露我們正常及病態行為的物質基礎。但是，當這樣物質化約主義的思維與技術進入社會與個人內在生活中，卻可能帶來許多預期之外的效應。於是，在前一個世紀的精神分析文化與百憂解文化之後，對於正在成形的神經文化與基因文化，也開始出現反思批判的聲音。

至於在實際治療手段方面，至少到目前為止，各種高調的科學發現與理論，並未帶來突破性的進展。但是以一種或許可形容為後現代混搭的風格，精神治療學也持續發展，挑戰我們對於治療的想像與理解。精神科醫師與治療師們從古至今、從西方到東方搜尋各種可用的治療方法，揮灑創意組合搭配出各式處方。例如，在身體治療上，雖然尚未研發出新的有效化學物質，致力豐富其處方集的精神科醫師，不但將注意力投向他們原本輕視的傳統草藥、方劑與食物領域，也擴展到大麻、安非他命、K他命等以前因其精神作用與成癮性質而被禁止或管制的所謂「麻藥」或「毒品」。此外，在前一個世紀引發人道爭議而被認為完全或部分棄用的精神手術及各種休克療法，近年來也被重新審視研究，期待能為停滯的身體治療發展帶來新契機。同樣心胸開放的態度也可見於心理治療領域。事實上，心理治療今日的最新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已與心理學脫鉤，或只有名目的連結。

在個人心理治療上，一方面我們看到電腦化的認知行為心理治療，以人工智慧程式取代真人治療師為個案提供分析與建言，彷彿心理治療是一門客觀醫學，但事實上是出於成本考量；另一方面，則有許多歷史悠久且多源自宗教修行的傳統身心技術，例如呼吸法、內觀冥想、氣功、瑜伽等，被以各種形式及名稱整合進入主流心理治療。至於名目眾多的各種心靈體驗、成長與療癒團體，雖然多半有其自稱的心理學根據或獨創心理理論，但在形式上與內容上，卻往往與傳統宗教或社會儀式難以區分，而可以看出其靈感來源。如此混搭風的治療學，模糊了治療的定義，讓我們必須重新建立對於治療的理解與想像。它為治療師提供了豐富多元的治療手段，讓他們可以因應為各式各樣精神痛苦前來求助的個案，事實上，求助者也從此開放的治療策略中受惠。然而，折衷主義治療策略終究只是缺少神奇子彈的權宜，它凸顯了精神治療學缺乏突破性進展的窘境，也讓想在實證基礎上運用神祕體驗的精神醫學，在某些方面看來與有復興跡象的神祕主義與超驗玄學難以區分。

* * *

儘管如此，精神醫學的影響力還是持續擴張，而在我們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無論在台灣或是其他國家，這都引發了不少的質疑與批判，而且常是出於切身痛苦的抗議。更多人想從醫學與心理學之外的其他觀點，特別是社會學、人類學、哲學及歷史學等人文學觀點，理解精神疾病與精神醫學。近年來，台灣見到不少相關書籍的翻譯出版，這應該也是出版社在十幾年後再版《瘋狂簡史》的背景。事實上，要批判精神醫學或精神科學並不困難，其對於疾病模式與物質化約主義的偏執、對於主觀經驗與環境因素的輕忽、將假設視為現實的魯莽、強制手段對於人權的侵害、不自知的控制規範心態、對於精神藥物的依賴與輕率使用、以及知識基礎與實作的巨大落差等，無一不是可以輕易攻擊的標的。作為批判的對象，精神醫學甚至有些過於便利廉價，而使批判失去深度與力道。問題是，何以進展明明極為有限的精神醫學，可以高唱凱歌，一路挺進？顯然地，這與精神醫學專業追求提昇地位及影響力有關。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精神醫學一方面以其他專科為標竿，致力依據醫學模式特別是生物醫學模式將自己發展為一門真正的科學醫學專科，另一方面則跨越療養院高牆，多層次地介入社會與私人生活。無論出發點是專業、經濟利益或公義，精神醫學的自我期許與野心，推動著精神醫學的擴展。而以跨國藥廠為首，各方藉由精神醫學擴張謀利的團體，也是顯而易見的可能黑手。此外，在處理問題分子、維持社會安全、解決人民不滿痛苦以及提高人民幸福感受上，現代國家治理也在更多方面對於精神醫學有更深的倚賴，而以公權力及公共資源支持精神醫學的發展，並賦予精神醫學更多角色與更高的權威。因此，台灣精神醫學的擴展與民主化在時間上的重疊，也許並不只是一個巧合。現代政治體制中，國家權力的合法性許多來自科學治理與對國人福祉的照顧，這使其與聲稱照護心靈的精神醫學一拍即合。

然而，除了這些似乎懷有陰謀的特定力量，我們也不能忽視個人與社會對於精神醫學的需求。雖然有其局限性，精神醫學確實為某些造成困擾的疾病或現象提供解釋，也的確提出一些有效率且部分有效（雖然可能有副作用）的解決方法，改善了許多病患的精神痛苦。若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與使用者滿意度，精神醫學也不可能持續擴張。更重要的是，精神醫學的發展，並不是完全來自外部力量的蠱惑或強制，而是在社會文化內孕育形塑。對於精神醫學思維與精神醫療的接受與需求，有時只是不得已的選擇。在其他資源已經瓦解或尚不存在的情況下，精神醫學可能是唯一尚可接受的解決方案。但是更多時候，精神醫學與社會主流文化有著高度親近性，彼此提供養分相互纏繞蔓延，使精神醫學成為當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縮影與表徵。無論是十九世紀末的中產階級文化，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受害者文化、自戀文化與治療文化，都為精神醫學的擴展提供了適合環境，也讓精神醫學專業可以振振有詞地辯護他們是在解決既有問題，而非創造問題或需求。

同樣地，台灣近十幾年來精神醫學的快速普及，與其說是精神醫學專業及國家權力以強制或誘騙手段所進行的介入，還不如說精神醫學在當代社會文化中同時發現了多處適合其發展壯大的利基。面對尖銳的批判，精神醫學其實無所畏懼也自覺問心無愧：在現實環境中，對於現代人的憂鬱、焦慮及不滿，或是對於過動不專心的問題小孩以及衰退需人照護的長者，還有人能提出符合主流認知架構與價值，而又有效且具可行性的解決方案嗎？雖然這樣的自負之所以能夠維持，環境因素其實與精神醫學自身的努力同樣重要。

無論如何，對於越來越多人而言，精神醫學已不再是一門只關涉他者的科學或醫學，而是更切身、更迫切要求理解與採取立場的問題。即使不想捲入精神疾病是否真實存在或只是人為建構這樣無窮的玄學爭論，一些較細節、較實務性的問題，例如現行診斷標準與診斷方式是否過於武斷草率，藥物或五花八門的各種心理治療是否適當、有效及安全，照護精神病患的資源是否不足又應如何分配，以及精神醫學醫療模式與教育、司法及社福等傳統領域如何接軌等，已成為許多人每日生活中真實面對且必須作出決斷的疑問。以其獨特的自我觀點與自我技術，精神醫學原本就相當引人關注，只是現在更多人關心精神醫學，並非出於好奇或追求思辨樂趣與道德優越感，而是源於痛苦、徬徨、尋求拯救或是憤怒。批判或否定精神醫學並不困難，拒絕精神醫學卻是另一回事，其所引發的複雜心理與實際效應，若非擁有異常豐富的資源或是偏執者，並不容易承擔。

面對這樣必須採取立場的迫切性與兩難，了解瘋狂及精神醫學的歷史或許會有一些幫忙，雖然它所提供的協助，並不在於讓我們了解瘋狂的真相——事實上可能也不存在所謂的真相，也不在於揭開精神醫學的暗黑內幕或讓我們做出「正確」判斷。歷史可以給予我們的啟發，只是讓我們了解瘋狂問題的久遠與複雜性，以及現下處境的時代性。即使只看羅伊．波特這本小書的各章主題，從超自然到自然，從歌頌到貶抑，從監禁到解放，從心靈到身體，從主觀到客觀，一方面精神醫學有其一貫的堅持與盲點，另一方面我們不仍還是在同樣框架裡理解瘋狂這個古老問題與爭議嗎？這樣的領悟是否能夠讓我們暫時跳脫當下，在歷史中找到一個可以稍事喘息的立足之地，撫慰我們的焦慮？

本文由左岸出版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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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社會 人3：跨領域新驛路》試閱

本書封面

推薦序

人類與科技可以和平共處嗎？

李丁讚（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人類與科技可以和平相處嗎？答案的關鍵在「社會」。可是，什麼樣的「社會」可以讓人類與科技和平共處呢？甚至讓二者共同演化，一起前進呢？

17世紀歐洲啟動了科學革命，18世紀中後期工業革命誕生，19世紀中葉，人類的生活水準顯著提高，高過歷史任何時期。這時，人類對科技充滿信心，認為科技可以為人類解決任何難題。

20世紀開始，一般社會大眾對科技仍然充滿信心。一直到1962年美國科普作家卡森（Rachel Carson）出版了《寂靜的春天》，揭露了化學農藥對環境生態的嚴重破壞，人類才第一次驚覺到科技可能帶來的問題。從此，科技對人類社會的各種不良影響相繼被發現。1988年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 宣稱，人類已經進入「風險社會」，我們必須以深思反省的態度面對科技，用所謂的「第二現代性」取代原來的「現代性」。

在「風險社會」中，各種科技風險充滿社會，包括空氣污染、食物安全、職業災害等，面對這些直接的風險威脅，社會如何幫助我們與科技和平相處呢？

「社會」是什麼？ 什麼樣的社會才能夠讓我們有能力面對科技呢？

社會與市場不一樣。市場是利益取向的，具有類似地心引力的吸引力，讓人類不約而同、自然而然地就被這個力量吸引。但是，社會是一種道德的、向上的力量，是離心的。社會中的人，沒有經過特別的努力是無法上升的，而這種努力不是靠個人，而是靠很多人的團結合作才能達成的。如果說，市場是靠生產而成長，社會則是靠組織而成長，只有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組織與連結，變成一個行動者網絡、甚至是一個社會支援系統，我們才有能力面對市場的地心引力，進而與科技和平相處。

當然，科技的風險，不只像空氣污染這些直接的威脅。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很多新的科技物不斷誕生，像複製人、無人車、機器人、網路科技、智慧城市等，這些科技物基本上不會對人產生立即性的傷害，但卻可能隱含更複雜、更細膩的道德倫理爭議，創造更巨大的科技風險。

面對這些爭議與風險，公民要有能力在公共領域進行公共論述，提出對未來社會的想像，甚至啟動社會運動，讓科技沿著社會想像來發展，而不只是讓市場決定。這樣，我們不只可以與科技和平共處，還可以與科技一起演化。

《科技 社會 人3》透過很多具體的個案，清楚地告訴我們──社會如何組織而成的？靠著社會，我們如何與科技和平相處，如何與科技共同演化，是「風險社會」中的我們都應該認真閱讀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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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1  科技物  導讀

科技物的特性，與我們：倫理、法律，與制度

林宗德

專研科技與社會的政治哲學家溫納（Langdon Winner）在〈技術物有政治性嗎？〉一文裡，區分了三種討論科技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取向: 技術決定論——技術主導著社會發展、社會決定論——社會因素影響技術的發展和使用，以及技術政治論。他強調，我們雖然可以擺脫天真的技術決定論的糾纏，卻往往擺向天平的另一端——社會決定論，而忽略了科技物本身的特性——而這正是技術政治論的關注焦點。面對科技物充斥生活週遭的現代情境，溫納的提醒有如暮鼓晨鐘：針對千差萬別的科技物，我們有必要瞭解不同科技物的特性，才能對科技物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作出適切的評估和分析。

本單元收錄的5篇文章，都引領我們思考相關科技的複雜特質，並以不同的面向和規模進行分析。其中三篇涉及機器人／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自工業革命以來，自動化一直與人們的工作機會和技能特質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它一方面減輕了勞力負擔，提高了生產力，一方面也造成了許多人失業。自動化與人們的技能之間的關係，是持續演變的過程：自動化使得許多舊有技能消逝，但也因為改變了工作的性質，促成了種種與機器共事所需的新技能出現。然而，自動化的程度應該要多高才好？這問題在許多技能領域中持續地爭議。例如有論者指出，由於民航機的自動駕駛系統不斷地發展飛行員的技能有持續降低的趨勢，不利於飛航的安全。而對於汽車自動駕駛技術的研究也發現，提高自動化程度會使駕駛人的注意力降低，增加行車的風險。於是全自動駕駛的選項出現：卸下駕駛人的任務可能會讓行車更安全。但果真如此嗎？林宗德的文章〈自動駕駛車應該為誰而駛？私有化 vs. 公共性〉提及自動駕駛車在現行道路環境可能會遭遇的困難。文中也將自動駕駛車遭逢事故時的駕駛決策這個與倫理相關的問題，連結到對於自動駕駛車的公共／私有的不同想像，並且指出這些想像皆與廠商營利的需要有關，而車輛運輸的公共性，不見得要與自動駕駛技術綁在一起思考。

機器人技術的演進，讓我們越來越常在報章媒體上瞥見動作流暢的人形機器人，而它們也被認為能夠幫忙我們的家事勞動和照護工作。這是令人期待的未來嗎？隨著世界各國投入大量資源發展機器人，一個未雨綢繆，預想可能發生的問題，並且期待能提供指引的學科—— 機器人倫理學也應運而生。其中持批判立場者，關心機器人對於社會的宏觀影響，例如造成失業、或者深刻地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持務實角度者，思考的則是機器人應該遵守什麼樣的倫理原則，以便能與人類社會無縫接軌。吳秀瑾的〈應該禁止使用性愛機器人？〉一文，討論的是機器人應用於性行為的倫理問題。正反雙方都將問題連結到宏觀的社會影響層面，正方認為性愛機器人可以滿足弱勢者的性需求，反方則認為它會複製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弱化人際之間極費精神與時間才能成就的溝通與情感交流能力。論者認為，後者這個反對意見，也適用於陪伴和照護應用的社交型機器人。討論宏觀的社會影響層面當然有意義，它點出了科技可能為整個人類社會帶來不可逆的轉變。然而，面對複雜多元的人類社會，務實的試用、調查也不是沒有幫助。例如對於照護機器人的田野調查，常常發現除了少數案例之外，一般人對於機器人的注意力，維持的時間相當短暫，其效果遠不及陪伴動物和人類照顧者。但在照護人力往往不足的情況下，它們或許可以作為輔助工具，讓照護者獲得些許喘息的空間，有機會提升照護的品質。

因此，從務實的角度看，將機器人投入先導性的研究，有機會得知它們與人類的真實互動情況，瞭解它們的能與不能。翁岳暄的〈人機共存的理想與現實：機器人特區與紅旗法〉一文，介紹日本為使機器人研究有發展的空間，成立了機器人特區，讓機器人在真實的人類環境下測試、研究。該文也提到了在現行的法律架構之下，機器人本身的法律定位，以及其可能產生的風險，皆需法律架構的調整與納入。機器人特區與法律架構的更動，都是機器人技術進一步發展所必須的軟硬體配置。以務實的觀點來看，即便我們可能對於機器人大舉進入人類生活的未來社會有所疑慮，但劃定特區實驗測試的方式，可以讓我們仔細地審視機器人技術與互動的真實情況，有利於對宏觀影響層面的正確判斷。

如同上述例子所示，自動化不必然能提高安全性，照護機器人也不見得能使命必達，貌似先進的科技未必有其宣稱的好處。反過來說，看起來落後的科技也不盡然那麼不可取。簡妤儒的〈雞蛋「一次性包材」政策是進步還是落後？—— 塑膠蛋箱的啟示〉一文，分析了因應雞蛋的生產和銷售分工而出現，方便蛋商運送雞蛋的標準化塑膠蛋箱。蛋箱在蛋商、蛋雞場、運輸車輛、零售商店之間來回穿梭，同享共用的情況下，沒有任何使用者願意承擔清潔蛋箱的成本，也因此被指為禽流感等禽鳥類疫情擴大的幫兇。文中指出，蛋箱只是防疫的其中一個環節，如何提高蛋農防疫的誘因，實與整個市場及產銷結構有關，應該以更宏觀的角度來評價蛋箱這個科技物。近來政府極力推行雞蛋洗選政策，未來蛋雞場必須自行將雞蛋送往洗選場，蛋商也應在洗選場選蛋而不直接到蛋雞場收購雞蛋。如此一來，蛋箱在不同使用者之間頻繁流通的機會應該會減少，這對蛋箱的清潔與使用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簡文讓我們瞭解，蛋箱的使用深深地鑲嵌在社會關係和制度裡。而對於我們的五官通常無從分辨，只能用儀器推估成分和含量的化學物質這類科技物，情況也可以類比。陳信行的〈食安、污染、職災：化學暴露爭議的三種社會面貌〉一文指出，有害化學物質所造成的食安、污染、職災這三種爭議，受到輿論關注的程度由最高遞減，而受司法體系正面認定的程度則反過來由最低遞增。後者是由於知識上因果關係的主張，在有三種爭議中強弱程度有別。但既然都是化學物質而產生的爭議，與其讓因為不同的緣由（飲食、居住地或工作場所接觸）而攝入有害化學物質的消費者、居民和工作者自行面對程度不一的輿論關注和司法求償的可能性，陳文主張，應該採取預防原則，努力建立化學品登記制度，讓數量不斷以飛速增加的化學物質納入管制。但預防原則的採納，代表了從「負面表列」（沒說不行就可以用）到「正面表列」（只有列出的才能用）的管制態度轉變。而這個轉變在法令修訂上的落實，自然是政府、廠商和民眾折衝之下的結果。總結來說，本單元的數科技物之例，各以不同的樣貌，導引我們瞭解也再一次確認：科技物的分析，如同溫納所說，除了關注圍繞在它們四周的社會關係和制度安排之外，也必須同時兼顧深入地瞭解它們本身的特性。

本文由交大出版社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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